导读： “五一口号”应时而生，一经见报，犹如一道耀眼的霞光划破长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群情激昂：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此后，致公党、台盟、民进、民盟、农工党、民革、民建、九三学社、民联、民促、救国会等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海外的华人华侨、在港的人民团体也发表通电、宣言……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以此为标志，吹响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一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号角，揭开了双方亲密合作、建设新中国的新篇章！
“五一口号”发布后，在国内外立即引起广泛影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更是群情激奋、热情高昂，他们通过多年的亲身经历，对比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从内心深处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着手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决心，感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真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共建新中国的决心。他们纷纷发表通电、决议和声明，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
当时，各民主党派还处于国统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击和迫害，其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响应“五一口号”，自然不能在十分公开的场合进行。但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以坚定的信念，采取不同的方式热烈响应，并对新政协会议召开的地点、时间和相关事宜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五一口号”随着新华社的电波传向世界，也传到了香港。香港是个自由港，也是个政治舞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这里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袭取广州；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把香港作为秘密通道，领导广西左右江起义的邓小平五次经由香港；抗日战争期间，白求恩等外国志愿者进内地支援抗战经由香港，宋庆龄等海内外著名人士的“保卫中国同盟”设立在香港。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内地商贾纷纷逃往香港，许多民主人士也避难至此。
一时间，香港成了中国的“政治热土”，除国共两党外，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多聚集于此。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经常聚会，谈论国家政局。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移居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重视这里的统战工作。周恩来特调潘汉年从上海局到香港分局。
潘汉年，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上海同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赴中央苏区，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等职。后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央当即决定改组特科领导，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负责特科工作，潘汉年任特科情报科科长，很快完成从文化人到情报人的转变，不久又实际负责特科的全部工作，显示出特有的情报工作能力。1933年，李济深、蔡廷锴领导十九路军建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与中共合作，周恩来就指定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同十九路军代表谈判。潘汉年从此又进入统战工作领域。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指派陈云和潘汉年去白区传达会议精神，并设法恢复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的联络。几番传奇经历，潘汉年终于到达莫斯科，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委托，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在完成谈判任务的同时，潘汉年还与宋庆龄等民主人士联系，广交朋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潘汉年同时负责统战与情报工作，两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深得周恩来器重。
潘汉年从上海到香港后，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密切合作，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工作委员会。他们向各民主党派驻港机构倡议举办“双周座谈会”，得到了民主党派人士的支持。
“双周座谈会”由各民主党派轮流主持，往往是一周在天后庙道4号4楼连贯家中举行，一周在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家中举行。有着中共背景的香港《华商报》通过电讯获得“五一口号”，立即在报纸显著位置刊登。虽然《香港时报》《大公报》《星岛日报》等视若无睹，但“五一口号”还是不胫而走。
聚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无党派民主人士情绪十分高涨，双周座谈会变成连日座谈，5月1日、5月2日两天，连续进行讨论，12位民主党派领袖积极发言。他们指出，“五一口号”最引起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重视和兴奋的是第5条，即“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起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
经过双周座谈会的激烈讨论，与会12人当即商定，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促进完成大业，并推举马叙伦起草复电。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代表各自的党派向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两电文说：
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公鉴：
南京反动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年与美帝互相勾结，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国命所系者，无不俯首听命。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撕毁五大协议，遂使内战延绵，生灵涂炭。今更伪装民主，欲以欺蒙世界。甚至忘国之大仇，同意培植日本侵略势力，使之复活。吾国目前已等于美帝之附庸，全体同胞恐亦将为未来世界大战之牺牲品。同人等日深焦虑，力图对策，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号召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并盼赐教。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鉴：
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可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发出通电，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
联名通电的12位民主人士中，有的出身行伍、身经百战，有的著作等身、堪称大家，还有的不爱红装、投身革命……在香港这个貌似平和实则险恶的政治舞台上，他们时刻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
李济深
民革主席李济深，军人出身。黄埔军校创立时，孙中山先生本来选中这位粤军名将负责，后来又改为蒋介石担任校长，李济深任教育长。北伐军中，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从北伐到抗战，李济深数次担任蒋介石的副手，也数次举旗反蒋。
何香凝
何香凝是12位领导人中的唯一女性。她与夫君廖仲恺，自创立兴中会起，就深得孙中山先生的倚重。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之后，何香凝与孙夫人宋庆龄一起，始终坚持联合共产党，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内战爆发后，何香凝又支持李济深在香港创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蔡廷锴
蔡廷锴，曾经违反蒋介石军令坚持淞沪抗战，被誉为“抗日名将”，他还领导发动“福建事变”，始终是蒋介石的眼中钉。1946年，蔡廷锴与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被蒋介石查禁，被迫迁到香港活动。他还经常出资支持香港的民主党派的一些活动。
1946年，郭沫若（中）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左）、李维汉（右）
郭沫若，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却是中国政坛不可缺少的人物。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硬把他列入代表名单，郭沫若却与共产党立场一致，拒绝与会。郭沫若声望很高，常常在各党派之间穿针引线做协调工作。
沈钧儒
“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沈老，个子不高、高额头、长胡须，他反对过袁世凯，反对过曹锟，反对过孙传芳……加入同盟会、发起救国会……堪称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
1950年1月，民进主要领导在北京总部合影
马叙伦，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曾担任上海数十个党派、团体组成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会主席。1945年在上海领导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6月，马叙伦在“下关事件”中首当其冲。
王绍鏊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曾积极参加讨袁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活动，支援东北抗日联军和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1947年冬，他和马叙伦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安全抵达香港。
陈其尤，中国致公党领导人。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作为海外华侨代表人物之一，为了革命，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1946年初，致公党总部在香港恢复活动，陈其尤积极主张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带领着致公党这个早先支持国民党的民主党派投入反蒋阵营。
谭平山是中国政坛宿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作为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代理宣传部长，他是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谭平山被中共中央“左”倾领导人开除党籍，后加入国民党，曾受宋庆龄、邓演达委托组织反蒋团体。1945年谭平山在重庆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联合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反蒋。
李章达、彭泽民，分别参加过武昌起义、讨袁护法、南昌起义、福建事变……在大革命和抗战时期多为形形色色的反动独裁分子所不容。
这些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或曾神交已久，或曾并肩战斗，或与毛泽东等有数面之缘，甚至有的早期曾加入过共产党。此刻看到“五一口号”振奋人心的文字，他们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之心被凝聚到了一起！
一石激起千层浪！12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通电一经发出，各民主党派一呼百应，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积极推进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5月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5月间，民进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
民建因总部和领导人不在香港，未能列名参加联名通电。5月14日，民建成员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黄炎培的信，回到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陈述在港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立场和行动。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理监事会，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等出席。经过讨论，通过响应“五一口号”的决议。
《人民日报》刊登的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拥护中共“五一口号”的通电和给毛泽东的复电
6月9日，致公党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
6月14日，民盟发布《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
6月16日，农工党发表反对美国扶日的《宣言》。
6月25日，民革经过多次充分讨论，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
九三学社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时间较晚。当时九三学社总社在国统区的北平，不便以团体的面目出现。北平解放前夕，九三学社于1949年1月26日公开在北平《新民报》上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此外，民联、民促、救国会等党派也发表声明，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民主党派12人联名响应和各民主党派通电响应，立即引起在港的人民团体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反响。他们积极行动起来，纷纷致电、发表声明，热烈拥护中共“五一口号”。
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
5月5日，马来亚霹雳州侨团通电表示支持。
5月间，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总会留香港理事郭沫若、马叙伦、陈其瑗、沈志远、翦伯赞、邓初民、宋云彬、狄白超、胡绳、千家驹、侯外庐等联名发表响应声明。
6月4日，在港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柳亚子、沈雁冰、章乃器、胡愈之、朱蕴山等125人发表联合声明。
６月间，留港的妇女界人士何香凝、刘王立明、于立群、李文宜、李健生、张曼筠等232人联名发表响应宣言。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